林友民_瓦特‧伯納提對話錄

瓦特‧伯納提對話錄
林友民提供




Real mountaineering is … above all a reason for struggle and for self-conquest, for spiritual tempering and enjoyment in the ideal and magnificent surroundings of the mountains. The trial, the hardships, the privations with which an ascent of the peak is always studded, become, for that very reason, valid tests which the mountaineer accepts to temper his powers and his character. In the atmosphere of struggle, of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foreseen difficulties and the thousand perils of the mountains, the alpinist is shown in his true colors, ruthlessly laid bare, both in his qualities and his defects, to himself and others. That alone, in my opinion, should be sufficient to convince anyone that the mountains can be for the climber the sourc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exalted sentiments and the supreme test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perfecting of certain qualities which are at the root of progress.



Walter Bonnati,On the Heights



人為何要登山? 不外乎是那種奮鬥、超越自我、鍛鍊精神,以及沈浸在週遭無比壯麗的山巒之間那種愉悅的感受。因此,攀登一座山峰的那種考驗、艱難、與匱乏,都是冶煉一個登山者的能量與心性所必須面對的挑戰。這種萬分危險的攀登中奮鬥的氣氛以及未知的困難,登山者必須將他本性中的特質與弱點赤裸裸的曝露在自己與其它人的面前。我認為它足以讓我們確信對登山者而言最美與最真誠的感動的源頭來自於山,而透過這種終極的考驗以形塑一個登山者的特質,它是一個人發展進步的根源。



瓦特‧伯納提,On the Heights



瓦特‧伯納提 (Walter Bonatti) 可說是二戰以後這個世代最傑出的登山者,他開創了極限攀登的新世界,1955年小得魯峰 (Petit Dru) 西南柱稜的獨攀、1965年馬特洪峰北壁的冬季獨攀以及其他阿爾卑斯山脈、安地斯山脈、喜馬拉雅山脈的新路線攀登無不令人為之驚嘆。伯納提雖然以精湛的攀登技術與驚人的韌性聞名,他對登山運動最重要的貢獻卻是他所提出來的登山心理學。他認為登山並不是征服一座山,而是超越自我;對他而言極限登山是追尋了解自我之道,透過與大自然的接觸所得到的自我成長與重生,在日趨繁複與驕傲的人類文明中保持平衡與清明的一種生活方式。



伯納提1930年6月22日出生於義大利Bergamo地方,19歲開始攀登義大利北部的Grigna岩塔。他進步神速,很快的就將眼光放在阿爾卑斯山脈最困難的路線上了,特別是大喬拉斯峰的沃克肋稜。為了這一次嚴苛的挑戰,他先攀登了Adamello山,完成了Croz dell’Alissimo西南壁直攀路線的第二登,然後到瑞士南部的Bregaglia山脈做進一步的練習攀登;最後為了掌握下山的方向,他先攀登了大喬拉斯峰的傳統路線,就將目標校準完成。



伯納提第一次的嘗試失敗了,因為他的繩伴Camillo Barzaghi堅持要撤退。他雖然感到失望但仍然充滿著決心,繼而與Andrea Oggioni及Emilio Villa組隊再次嘗試,他們先以Aiguille Noire de Peuterey西壁的直攀路線熱身,接著就完成了沃克肋稜。經過這一次極限攀登的初次洗禮後,他已經準備好來挑戰阿爾卑斯山脈中最困難的路線。



陡峭而未經染指的山壁對伯納提具有莫大的吸引力,當他望見大卡布辛峰 (Grand Capucin) 東壁後,就決心要在上面開拓一條路線。這一面山壁除了地形困難以外,最恐怖的卻是這個山區變幻莫測的天氣。被暴風雨擊退兩次後,他與Luciano Ghigo終於在1951年7月的第三次嘗試中成功了。



伯納提雖然成長於平原地區,但他逐漸對於這種生活感到無法滿足,在1953年他辭去了穩定的會計師工作而全力投注於探險登山的事業。隔年他獲取了登山嚮導的資格,開始以嚮導登山謀生。



他被義大利1954年K2遠征隊甄選為隊員,可說是伯納提登山生涯的轉折點。當年他23歲是遠征隊中最年輕的隊員,儘管遠征隊領隊Ardito Desio所實施的嚴格紀律,對伯納提這個個人主義者是個很大的磨難,但是他仍然克盡全力在1954年K2的首登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在惡劣的天候下,他揹了好幾瓶氧氣運補到最後攻擊營附近,使得Achille Compagnoni與Lino Lacedelli能夠順利的登頂,但卻幾乎是以自己與罕塞 (Hunza) 挑夫馬帝的生命為代價。由於天候惡劣無法找到最後攻擊營的位置,他們在26,500英呎的位置毫無遮蔽的在風雪中露宿,這可說是登山史上最為令人驚歎的一次急迫露宿,兩人在瀕死中逃生,撐過了凍徹心肺的酷寒與狂暴的飛雪,把氧氣瓶放在露宿的位置,第二天才跌跌撞撞的下山。伯納提的這一段故事寫在1985年出版的「K2的試煉 (Trial on K2)」這一本書裡。



在這一次遠征中他雖然有傑出的表現,但是卻被指控為未將氧氣瓶送達最高營地的位置,幾乎危及攻頂的行動。伯納提馬上駁斥這項指控,他指出最後攻擊營地的位置與原先規劃的位置不同(較低),因此造成他們在風雪中無法找到營地,此外他們在惡劣的天候下將氧氣瓶送達高地營可以順手取得的位置其實是一項傑出的成就。儘管如此這些批評仍然繼續延燒使他心痛不已,有一段時間幾乎澆熄了他對於登山的興趣。他為了重拾登山的熱情,而嘗試獨攀小得魯峰西南柱稜,1955年的成功攀登,使他恢復了自信以及使他對於登山的渴望重生了。



儘管他不喜歡大型遠征,但是仍然接受了李家圖‧卡辛 (Riccardo Cassin) 的邀請參加了1958年加歇布魯IV峰的遠征隊。兩次攻頂嘗試失敗後,伯納提與卡洛‧毛利 (Carlo Mauri) 終於在第三次嘗試中順利的由東北稜完成了加歇布魯IV峰的首登。



爾後他繼續在阿爾卑斯與安地斯山脈中開拓一些新路線,但並非所有的嘗試都獲致成功,1961年在白朗峰的弗利奈中央柱稜 (the Central Pillar of Freney) 的攀登中,伯納提與隊友們遭遇了雷暴雨,Andrea Oggioni與其他5名登山者因體力耗竭與失溫而喪生,只有伯納提與Pierre Mazeaud倖免於難。雖然在這一次山難中伯納提已經盡力的幫助其他的登山者,但是仍有一些記者抨擊他未盡全力照顧其他的登山者而造成這起重大的山難事故。事實上,有另外其他6位登山者,若不是伯納提的幫助,也許就無法在此次事故中求生了。法國政府為了褒揚他在此次驚人的事故中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與團隊合作的力量而將最高榮譽的榮譽軍團獎章頒給伯納提。



弗利奈中央柱稜的悲劇塵埃落定後,伯納提準備從他的極限登山退休前完成最後一次的大挑戰。他選擇了以冬季獨攀馬特洪峰北壁這項大膽的目標,以紀念馬特洪峰首登100周年,並藉此展現自己洋溢的天份。完成這個驚人的目標後,伯納提34歲就急流湧退離開了極限登山運動,轉而追求其他的探險新天地。



此後,伯納提周遊世界,在地球上最狂野最偏遠的角落裡追尋新的探險,他在旅程中藉由寫作與演講謀生。暫停休息時,他與一位前電影明星Rossana Podesta同居於義大利米蘭。



這一次訪談在米蘭伯納提的一位朋友Mriella Tenderini的辦公室進行,她也身兼翻譯。伯納提口才便捷而迷人,他知識淵博,從Protofino流行休閒勝地到他在白朗峰攀登的路線都能夠娓娓道來。儘管已經是63歲一頭銀髮,伯納提仍散發出青春洋溢的熱情與生命力,他仍然保持著那曾經度過登山史上最嚴酷考驗一身結實的身材,他那真誠的目光顯露出他是一個追求夢想超越平凡眾生達成智識與精神啟蒙境界的一個非凡的人物。





對話錄:



您為何在白朗峰上攀登這麼多條的路線?



這問題很難回答,不過現在我可以跟您說明我怎麼來看白朗峰。他像是我的父親一樣,他教我很多道理,也給了我嚴重的懲罰。但還是奔向他的懷抱,要跟他傾訴,也想聽到他的回音。



白朗峰讓我回想過去的林林總總,畢竟在人生中總有一個時刻要回到自己生命的源頭,白朗峰就像是我生命的源頭。



您是否學到了山所有的奧秘呢?



不,我不能夠發現山所有的奧秘,它有無窮的奧秘,那也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但是我了解到自己的極限,自己的脆弱。而白朗峰教會我所有的道理後,我繼續在其他的領域追求相同的道理,像是北極、深海底部、以及充滿野性的荒野叢林。



您如何驚險的度過在白朗峰弗利奈中央柱稜的急迫露宿?



我能夠倖存全賴於過去登山嚴酷的考驗所獲得的經驗,而這個挑戰或許已經超過其他人的極限了。每天毫不間斷的經驗使我足夠強壯來面對這個挑戰,而且我從不接受命運的擺佈,我始終拒絕死亡,這樣讓我能夠倖存下來。



這一次的經歷是否在您身上留下一些疤痕?



它傷得我很深,倒不是這一次悲慘的經驗,而是因為其他人不能夠真正的了解我。



登山中死亡的威脅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每一件事情都有其代價,登山自然也有它的風險。但是每次當我面對死亡的威脅時,我已經將風險押在可控制的範圍內。經由經驗與事前的準備,我讓風險減到最低。然而,這個最低的風險必須存在,不然我就不會想去嘗試了。



您是如何開始登山的?



我並非天生的登山者,但我是天生的探險者。我在平地長大,而高山擄獲了我的想像力。高山的自然野性激發了我的熱情,起初我夢想著登山,望著登山者,然後嘗試做一樣的攀登。



您那時爬得很好嗎?



是的,一起步就進入佳境了。我開始在Lecco的 Grigna攀登,6個月後,我就爬了大喬拉斯峰沃克肋稜、Piz Badile 峰東北壁、Aiguille Noire de Peuterey西壁、與Croz dell’Altissimo 峰,這些當時阿爾卑斯山脈中最艱難的路線。



在登山界您有心目中的英雄嗎?



當年我19歲,在攀登這些路線時,當然會有心目中的英雄。隨著我年歲漸增,我認識到這些英雄我雖然崇敬他們,但是我跟他們不同,我不能在他們的身上發現我自己。



是哪些人物呢?



赫曼‧布爾 (Hermann Buhl)、李家圖‧卡辛 (Riccardo Cassin)、李歐納爾‧提雷(Lionel Terray) 這幾位。我不能在他們的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不表示我不尊敬他們。事實上,我非常尊敬這幾位前輩,但是我發現我的性格、我內在的追求,並不單只是登山這項運動,登山是一個過程,但並非終極的目標。登山讓我成為一個人、一個完整的人,以及他所有的優點以及所有的缺點。我必得透過登山讓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是什麼在背後驅使您登山呢?



這是自我的驅策。每一個人必須聆聽內在的脈動,而不是依靠外力來驅策。這些脈動來自於心靈深處,而非外在的世界。



登山是您追尋自我的一種方法嗎?



是啊! 它是自我追尋自我挑戰的一種方法,此外那就是那奇妙的大自然了。



您比較喜歡一個人攀登嗎?



做為一個探險者,孤獨是必要的條件。雖然我並非都是獨自一人,但是只要許可的話,我寧可一個人登山,一個人環遊世界。孤獨的價值在於能夠使你的感官更為敏銳,感受更為強烈。



可以說一下您獨攀小得魯峰西南柱稜背後的原因嗎?



它像是K2遠征後的一個反動,它是一種形式的抗議。它也是對於登山的一種期許,只是當時沒有人了解吧! 透過這一次的攀登讓我提出在這個被集體主義圍困的社會中我個人存在空間的主張,透過這次攀登我向這個集體主義形式的社會發聲抗議。



下一代的登山者以重複我曾經走過的步伐而自豪,60年代的登山者重複了這些攀登卻號稱為自己的新發現。因為他們誤以為我獨攀得魯峰只是一種攀登技術上的成就,或是以為這是一種體育運動的成就,但是我內心卻視之為自我存在的一個證明。



您是透過這一次的攀登向大家發聲嗎?



我並非試圖去塑立一個典範,或是對其他人發出一個訊息。我這麼做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它不是一個訊息,或是一個模型,它只是一個參考點。它只是在說:「獨攀也可以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是一個人的登山方法。」如果其他人也可以在這裡找到自我的話,那這就是一個參考點了。



您為何需要這一次的攀登來重新肯定自我呢?



K2這一次遠征對我而言是一個相當負面的經驗,但我談的並非登山,而是從人性的角度而言,因此以小得魯峰的獨攀做為我的回應。我發現我ㄧ向所信賴的價值觀,例如友誼,已經幻滅了。我有一段痛苦的經歷,那影響了我的個性與人格,因此得魯峰是讓我重新肯定自我的一個方法。



K2 的經歷對於您爾後的登山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從登山的角度而言K2遠征並未累積我的登山經驗,然而從人性的角度而言它卻很重要,很不幸的它讓我體認到我不能過度相信他人,我最好的朋友就只有自己吧! 我也領會到我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這是我開始獨攀與開始獨自旅行的起點。



您為何對於其他的登山者感到不需要再有過多的期望呢?



這真是一言難盡,那一次事件過了30年後,我寫了「K2的試煉 (Trial on K2)」這本書陳述那一次急迫露宿的經歷。為了協助我的隊友攻頂,我竭盡全力將氧氣瓶運送至最後的攻擊營地,結果與我同行的罕塞挑夫跟我兩個人卻在26,500英呎處露宿一夜,幾乎是死裡逃生。



而義大利登山會的官方說法從未承認這個事實,反之,他們卻相信一個完全相悖的說法。我感覺自己被誣告了,不只因為我是一個登山者,而是就做為一個人而言,我完全的被污衊了。登山會從未改正這項錯誤的指控,因此我寫了這本書來釐清真相,它不是一本表達意見的書,而是陳述一份事實的文件與第一手親眼見證的事實。



您可以總結一下對您的指控嗎?



簡單的說,我被指控為試圖超越被選為攻擊隊的隊友;被指為應該為罕塞挑夫的手腳凍傷負責,因為我在途中拋棄了他,而事實正好相反;被指為未能將氧氣瓶運送至最後的攻擊營地,而事實上是因為攻擊隊未能將營地設置在原先規劃的位置,使我們錯過了而送達較高的地點。因此我被指控為危及遠征隊的登頂行動,而且我又被指控偷吸氧氣,而事實上,我身上根本沒有氧氣面罩啊!



我在書上詳細的說明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以證明所有這些指控都是子虛烏有。儘管陪審團證明了我的清白,然而那些登山會的主事者沒有擔當,至今仍未改正當年的誣告,以致於官方的文件至今仍然是繆誤的。他們應該站出來釐清事實真相,不只是為了我的清白,更是為了義大利登山會的尊嚴。



既然經歷了K2遠征不愉快的經驗,您為何又接受攀登加歇布魯IV峰遠征隊的邀請?



K2事件後我並未徹底的省悟,結果又再次做錯去參加了這一支大型的遠征隊。加歇布魯IV峰的遠征隊並未從K2的錯誤中學到教訓,在這一次遠征中我們經常把自己置於機遇戰的位置,造成登頂不易,並且可能會危及人員的安全。



您後來未何沒有投入更多的時間在喜馬拉雅登山呢?



在50年代這參與兩次遠征已經是我的極限了。畢竟當年唯有國家級大型的隊伍才能到喜馬拉雅遠征,現在與前20、30年前已經不一樣了。當時需要龐大的財力與人力方能組織ㄧ支遠征隊,只有極少數人有這個能耐。而您是否會被挑選為隊員有時是靠運氣,而不是說有能力或是有經驗就一定會成為遠征隊員。



為何您這麼的看重首登呢?



首登讓我有一種自我肯定的感覺,它可以挑戰自己的極限並且超越它。當我有機會挑戰極限時,我設定了一些必須遵循的規則,它們來自於前輩登山家傳承下來的一些典範,例如:路線是否鉛直 (directness of line)、攀登風格是否簡潔 (severity of style) 等等。我認同這些規則以及這種形式的登山風格,它就像是我的格林威治線一般。



您在首登中追求什麼呢?



我追求那些具有挑戰性的目標,而在最困難的山壁上,通常只會有一條最合乎邏輯的路線。



您為何在退休前要完成馬特洪峰北壁的冬季獨攀呢?



在1964年我曾經說過我的極限登山已經告一段落了,我去爬馬特洪峰北壁純粹是一種浪漫的衝動。1965年剛好是馬特洪峰首登100周年,我選擇用自己的方式來紀念它。



為何在這一次攀登後您就退出了極限登山運動呢?



當時我覺得再爬下去已經不能再超越自我了。就某個角度而言,傳統登山對我而言太過侷限,我並非以登頂為目標,我是利用山來衡量我自己;山不過是一堆疊起來的石頭罷了,唯有人,才能夠彰顯登山的價值。做為一個登山者,所謂的峰頂並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精神上的目標。登山不過是一種方法,人本身才是終極的目標。它是為了提升人的精神層次,而不只是為了登頂而已。



因此我跨入了自然探險的領域,把我在登山運動所追求的目標,轉移為自然探險。我仍持續登山,但是我不再做極限攀登了,我把這種自我超越的力量運用在旅行上,或許它不像極限攀登這樣的耀眼,但是對我而言它與極限攀登具有相同的意義與相當份量的挑戰。



人為何要登山呢?



那人為何要去月球,為何要到深海去探險呢? 奧迪賽 (Odyseus) 為何想要超越已知世界的疆域呢? 那是人類的本性,人類就是想要超越自己的極限。好奇心與幻想使人類從樹上下來,從猿猴進化為人類。



在您一生中有看到登山運動有任何重大的變化嗎?



我認為就登山心靈而言,這個世紀的登山運動並沒有顯著的發展,雖然登山的科技與爬岩有相當的進步,但是攀登的心智可以說並沒有明顯的進步。與上一個世紀相比,科技有長足的進步,但是登山的價值觀在某些層面上反而是退步了。



在年輕一代的登山者當中,您認為誰可以繼續實現極限登山的傳統呢?



我想應該是梅斯納吧,他一開始登山時,就創造了一些非凡的成就。喬茲‧庫庫茲卡 (Jerzy Kukuczka) 未罹難前曾經解開了在我那個時代被視為不可能的難題,而道格‧史考特 (Doug Scott) 也是一個以現代的技術探索人類精神極限的登山者。



要如何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登山者呢?



一個好的登山者所需要的特質與一個好的人是相同的。我們可以擁有夢想與幻想,去爬山,但不是把它做為人生的目標,利用山,但不要讓它成為你的極限。



我們去攀登,要特別留意不可破壞了「不可能」的這個概念,為了避免破壞它,必須定義一些規則並且徹底的遵循這些規則。就像玩撲克牌,如果你有8張A,那是穩贏的,但這樣公平嗎? 現代的登山運動中充斥著科技產品,就像玩撲克牌有8張A一般。如果我們利用這些科技工具使得不可能降格成為可能,那它就被摧毀了,以這樣的方式來征服不可能那就毫無價值可言,儘管我們克服了這個題目,但卻並沒有贏。



您講的是膨脹錨樁嗎?



是的。以前的登山者使用岩釘,他必須運用他的智慧來找到一條合理的路線。但是,如果你用膨脹錨樁的話,那就只是蠻力而已。那只是一種姿勢,而非探險,這種姿勢可以擺得很正確、很棒、甚至很美,但它不是探險。對我而言,登山就是探險,除了探險以外別無其他。



您如何區別哪些登山者是靠蠻力登山,哪些登山者是富有探險精神呢? 這是一種死亡的冒險嗎?



這與冒險無關。如果想要成為一個登山者,你一開頭就要知道你想要從山獲得什麼。如果你只是想要表現出一種姿勢,那也OK,但是如果你要探險的話,那你就必須遵循探險的規則。探險的本質就在於那些未知的挑戰。



您為何如此的強調探險的精神呢?



就如我以前說的,探險是生命中最極緻的經驗,它對人類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人天生具有探險精神,那也是過去幾世紀以來人類持續進化的原因。生命就像是一個探險,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面對死亡的威脅,但是我們卻不知道這個危機何時會光臨。這種未知令人恐懼又動人心弦。



您有信仰嗎?



是的,我有信仰,但那是以我個人方式的信仰。但我認為信仰並非教條,我反對教條。信仰對我而言是一種浩瀚無垠的感覺,它代表我們尊崇這一個偉大而奧秘的力量,它創造了人類制定了宇宙運行的法則。



在您一生中在最艱難的那些瞬間裡,您是否曾經有過靈魂出竅或是宗教上的感應這樣的經歷嗎?



我曾經有過這種經驗,我稱之為清明 (states of grace) 這種狀態,它混雜著狂喜與初生的喜悅。在那種狀態下,讓我相信我能做任何事情,而且所有的事都是可能的。我們平常只用了一小部份的潛能,但偶然間我們可能被迫去激發那些潛能,而達成了一些被視為奇蹟的事情。



在登山以外的探險活動中,您是否也曾經有過同樣的經歷呢?



當我在蠻荒地帶與野生動物生活時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經驗。在脫離登山運動後,我曾經與野生動物老虎獅子為伍,以它們的方式生活而不攜帶任何武器。我雖然知道我們之間無法對話,但是我期望那種接觸不會產生誤會。而我的經驗是如果我們了解並且遵循動物世界的規則,而非採用人類的規則的話,那麼這些野生動物並不會造成危險。



22年前在東非的一次旅程中,在賽倫蓋提 (Serengeti) 大草原附近,不在公園範圍內而且遠離人煙。它是一個做這樣實驗理想的地點,我獨自一個人穿越這個區域,沒有攜帶任何的武器,經歷了一些不可思議的經驗。



在一個地方我遇到了一群獅子,我直接走過去,獅群開始移動,另外一些獅子跟著走了過來。瞬間我感覺到自己好像變成了兩個人,現在的我恐懼不已,因為幼獅代表著危險;但是另外一個我,他可能是我們人類祖先的遺跡,卻充滿好奇心與信心,他帶著我前進。我選擇跟著這第二個的我,這純粹是一種直覺,我慢慢的氣定神閑的前進,避免產生一些噪音或是急促的動作,當我穿過去的時候,獅群站起身來。



第一個部份的我感到恐懼,但第二個我卻覺得無妨。我很難精確的解釋這種狀況,但我就是安然的走了過來。這就是我跟你說的清明的狀態。我認為透過與自然的接觸讓我們的直覺通電,重拾先人失落多時的生活法則。



雖然依直覺行事經常飽受批評,但我覺得它是我們每一個人所具備的意識的一部份。野生動物依賴直覺生活一定有它們的道理,人類也有直覺,只是被文明所遮蔽了,我們現代文明人的邏輯已經無法去回應原始的邏輯了。



英雄主義在現代是否仍然可能存在呢?



什麼是英雄呢? 所謂英雄是那些對自己保持信心,對自己的人格,對自己做為一個獨立的個體保持信心的人。但這確實很困難,甚至於不可能,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妥協的社會。



您是否仍會繼續從事其他的探險活動呢?



我一直在追尋著新的經驗,但我不覺得每一件事都必須冒著一些風險,儘管在這個城市裡,我也是可以得到新的經驗。這種經驗可以是知性的,知性的經驗與身體上的經驗可以得到相同程度的興奮,而知性的經驗可以是身體上的經驗之後的目標。



我把自己的生命視為一道階梯,知性的經驗剛好是下一階,我的生命建築於探險的興趣上,起初是登山,然後是其他類型的探險。人們總是把我當成登山家,但我認為自己是一個人,過去曾經是一個登山者,登山只是我生命歷程的一個段落。有些人寫道我,總是習慣說在某個時間點我放棄了登山,似乎是一個意外的終點;但其實並非如此,我的探險生涯還是持續的走下去,我放棄了某一種形式的登山精神,但是我還是持續著發展我的登山精神。我把登山當成生命階梯中的一小步,我仍然持續著往上攀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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